揪大师一根小辫子--拱地集

揪大师一根小辫子

[ 2007-9-8 | By: 卢克强 ]

　　余光中是当代文坛大师级人物，他写散文“仅用左手就够了”。这是因为余老先生文中有这样的话：“许多诗人用左手写出来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写出来的更漂亮”。他认为：“理论上来说，诗人不必兼攻散文，正如善飞的鸟不必善于走路……”而且他说自己“总有一个偏见，认为写不好（更不论写不通）散文的人，一定不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余老先生毫无疑问是位出色的诗人，因此必定仅用左手写散文就够了。
　　有人作文推崇余老先生，文章标题即《余光中是一首诗》。文章开宗明义：“承托着诗人之名，从少年弱冠至今白发古稀，余光中，这个名字就如同一首诗”。继而评价：“难怪在诗人的称呼前冠之以‘老’显得那么稀有，又令人不解：为什么诗神对他如此垂青，‘始乱’而未一‘终弃’？”被誉为老而稀有之诗人的余光中，用左手写散文理所当然。
　　翻开余老先生的散文，果真漂亮！许多行文一句一段，每段分行，乍看那构造的确如诗一般。据我的粗浅理解，余光中大师的意思是：写不好散文必定写不好诗，而能写好诗必定能写好散文。由此推论，在余老先生看来诗的品位是高过散文的，因为“诗与散文截然可分，前者是美感的，后者是实用的”。不过，诗“偶尔”也被实用一下，而那“往往是不堪的诗”，用来“歌颂上司，或者追求情人”。这或许是因为献给上司或情人的理所应当用“上品”。这一来，却被李敖抓住了把柄，斥之为“媚权贵”、“咏表妹”。余老先生歌颂的“上司”是非同一般的上司，而咏的“表妹”正是自己的妻子。李敖似乎对余老先生很不感冒，多次对其出言不逊。而余老先生却并不因言废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依然对李敖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称赞李敖的文章“清醒明快像罗素”。不知是否真如有人赞誉的，说余老先生“气度超越常数”，不愿对李敖“奋笔还击”是因为他坚守古典儒家准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抑或余老先生是由于诗人用左手写散文，虽然改用左手却脱不掉诗人气，而余老先生又坚信“诗像女人”，于是便“恶声”难出了。尽管现实中的女人也有泼妇骂街的，但余老先生决不会失态如此。这也可归之于气度吧。话虽这样说，我在内心里还是赞赏李敖这般心直口快的风格。余老先生投桃，李老先生却不报李，或许后者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可失去原则。
　　我们还是回到余老先生的散文。余老先生有一篇专门论述散文的文章，题为《剪掉散文的辫子》。文中对散文这一文体颇具独到见解，更不乏金玉良言。余老先生认为，把散文和诗对比是不恰当的，因为“散文的反义字有时是韵文，而不是诗”，“韵文是形式，而诗是本质”。将韵文理解为诗的形式，将诗理解为韵文的本质，这样的理解的确有独到之处，也让人对诗的精神涵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可是，沿着这样的途径我们很快就会遇到难题：究竟怎样区别诗与散文呢？如果照余老先生的理解，韵文仅是诗的形式，那么，即使排除了余老先生厌恶的“非驴非马”的“散文诗”，另有一些我们也曾称之为韵文却又未能列入诗的文体样式则如何安顿呢？因此，余老先生似乎也感到了困难：“可惜在散文的范围，没有专用的名词可以区别形式与本质。”余老先生信手一抓，将“韵文”套在了“诗”的身上，这下可苦了“散文”，它究竟是一件无本质的空外套，还是一个无形式外衣赤裸的躯体呢？做出如此大牺牲的“散文”果真与“诗”截然分开了吗？余老先生的答案是：“在通常的情形下，诗与散文截然可分，前者是美感的，后者是实用的。”这无疑是试图从本质上区分诗与散文，于是还有进一步的论证：“有些散文，本质上原是诗，”“有些诗，本质上却是散文”。余老先生是诗人，思维属天马行空，“流动如风，变化如云，无法制成标本”。余老先生又是教授，不过我断定他所教授的这些知识绝不为应试，否则会让学子们坠入五里雾中。譬如，脍炙人口的《荷塘月色》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究竟是散文还是诗呢——定会有人大惑不解。
　　诗是韵文，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但散文又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散文呢？这个问题似乎没什意义，余老先生干脆说：“散文就是散文，谁都知道散文是什么，没有谁为它的定义烦心。”也就是说，无须再去纠缠散文的形式和本质的区别了。然而，尽管分不清散文的形式和本质，余老先生对中国当代散文的本质分析却是精到的。他将“目前中国的散文”分成了四种类型：“学者的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以及“现代散文”。这样的分类乍看觉得逻辑不很严密，因为前三种分类的标准是人，即是以散文作者划分的，而后一种的划分标准却是时代。不过，或许余老先生如同前述划分诗与散文一样，并不在意形式逻辑上划分的精确，而是注重本质的分析。余老先生按他自己给中国当代散文的分类，确实对一些本质性的问题分析得很透彻，或针砭或赞许，引喻恰当，语言生动，令人读来耳目一新。在这四种散文类型中，第二种“太浓、太花”，甜得发腻；第三种“太淡、太素”，淡而无味。这两种都属于百无一是之类。余老先生旗帜鲜明地认为这类散文当除恶务尽才是。第一种和第四种却各自有其正价和负价两方面之分别。正价的理当发扬光大，负价的自然需要克服。对于第四种散文的正价方面，余老先生是推崇备至的，认为“年纪还很轻”的“现代散文”虽然“只是现代诗和现代小说的一个幺妹，但一心一意要学两个姐姐。”他批评道：“现代诗，现代音乐，甚至现代小说，大多数的文艺形式和精神都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作脱胎换骨的蜕变之际，散文……似乎仍是相当保守的一个小妹妹，迄今还不肯剪掉她那根小辫子。”
　　似余老先生这般诗人用左手写出来的议论“散文”的散文，读来让人感到无愧是“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妙文，不失为大师的手笔。但我在阅读中也揪到了大师一根小辫子。大师在评论第一种类型散文的负价方面时，说那些学者们“终日学究天人，却忘记了把雕虫末技的散文写通，对自己，对读者都很不便”。还引用反讽，说“罗素劝年轻的教授们把第一部著作写得晦涩难懂，只让少数的饱学之士看懂……”如此看来，大师坚决反对写那种“对自己对读者都不方便”，“只让少数饱学之士”看的散文，可我在阅读大师这篇剪辫子的散文时却也因为自己不是“饱学之士”而遇到了一点小小的“不方便”。大师为了说明“在文学史上，大批评家往往是诗人”的观点，列举了中外著名的诗人批评家，其中有“我国的王渔阳、袁子才和王观堂”。我一看这三人都不熟悉，为了求得甚解，当去查找一番资料了。不过我想，既然是文学史上的大批评家和诗人，不会是太生僻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果然，前两个按照我锁定的目标一下就查到了，王渔阳就是王世祯，袁子才则是袁枚。王观堂却让我颇费了些功夫，几乎查遍了古今所有王姓学者，最后才查到是王国维。当然，这种不方便首先折射出的是我自己的孤陋寡闻和大师的博学多才，但依照大师倡言的对读者方便原则，我认为这也算是一条小辫子。我们知道，中国的学者除了姓名外大都还有字、号，甚至别号等等，若非“饱学之士”，要一一记得清楚是非常困难的。譬如王国维，“字静安”，若写成王静安或许知晓者多些，可还有“又字伯隅，号观堂”，大师行文时偏偏用了那最后一个，我据此认为大师是行文到这里无意间突然转向专对“饱学之士”了，因为大师在文中是反对那种“博学为炫耀”之文风的。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大师的一首诗《腐儒》：
　　腐儒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
　　里面葬满了古人：
　　乱草和厚土顽固地拒绝
　　天才的阳光来访问。
　　有一天我掘开了这座巨墓，
　　想寻我往昔的伟人，
　　但是只发现成堆的骷髅，
　　而不见血肉之躯身。
　　读到此，我不禁又要为大师的精彩诗句叫好，但在喝彩之余，我仍有点小小的疑问：将王世祯、袁枚、王国维写成王渔阳、袁子才、王观堂是为了让这些昔日的伟人变得有血有肉，还是大师信手拈来却给我等非饱学之士添了点小的不便？
　　2007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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